周天勇：一个典范——浙江农信体制市场化方向的改革

　　来源：天勇谈经济

　　周天勇

　　这些日子里，思考渐进转轨经济金融压抑和释放与经济增长及损失之间的学理和实践关系，因而阅读大量的文献。就中国的农村金融体系部分看，感觉似乎到了山重水复疑无路的困境，今天清晨搜索并阅读到“2003-2023：深化改革二十年，浙江农信篇”一文，其改革和成效震撼了笔者，又感觉柳暗花明又一村，办法总比困难多。关键是坚持什么样的改革思路和操作什么样的改革方案。

　　前述的文章中列有一系列浙江农信的数据：（1）规模方面，2022年末全省金融机构存款和贷款余额分别为11242.84亿元和8612.81亿元，其中全省农信的存款和贷款市场份额分别为16.49%和15.54%。（2）贷款对象方面，农信农户贷款余额11616.15亿元，占全省银行业二分之一；而且大多数行社的贷款客户集中度都非常低，即以“做小、做土”为主。（3）资产质量方面，全省农信资本充足率为14.41%，不良率为0.78%。（4）经济效益方面，2021年，全省农信系统实现利润总额437亿元，总资产收益率达0.93%。读到这些数据，由衷地赞叹浙江的农信体制改革。

　　笔者综合看过文献和今天阅读文章的评论是：

　　1958年后，土地集体所有和集体劳动生产，将农业合作社时代农民入股的信用合作社变成了产权不清的人民公社管理的信用社。其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也出了不少问题。1978年以来，农村信用社既要市场化改革，又要加强行政管理，一些地方的农村信用社改革方向和定位不清，功能不明和体系紊乱，出现了一系列问题，也造成了农信系统的风险和脆弱。

　　首先，一些地方的改革过程中，农村金融信用社、村镇银行和农业商业银行，既逐步变成了省市一级行政管理机构，又是面向市场的经济组织。后来其书记、董事长、社主任和行长由地方党政任命，为地方政府通过干预地方金融机构得到融资提供了便利。因而，许多地方的农村商业银行、信用联社、村镇银行成了当地政府用于支出的钱袋子，有的地方农信中最大的债务拖欠者，是进行公共设施建设的地方政府、城投和效率很低的其他地方国有企业。

　　其次，一些地方整个农信改革过程中，没有建立起出资人约束体制，外部投资人无法透明监督，信用社和村镇银行内部人控制和寻租等道德风险转嫁。全国农村信用社、村镇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是其负责人索贿受贿贪腐的高发领域。如2020至2022三年，全国至少有12名省级农村信用社原主要负责人因受贿索贿被查，涉及全国10省区。[1]因对低效率企业和高风险投资项目贷出许多人情关系和利益输送款项，资产质量越来越低。

　　再次，一些地方行政和市场两头都要照顾的改革过程中，现有许多地方的农村村镇银行、农村信用联社和地方农业商业银行机构，先从农民入股变为集体资产，再从股份制改革和分层独立经营，最后又变成了纵向垂直、规模集中、民营股份越来越少的地方准国有金融机构。而一些地方农村金融机构第一次改革后发生巨额不良资产后，进行再次和多次化债提质改革，存在着过程不透明、不与股东协商和行政强制划转股东资产的情况，并随意调拨运营良好分社和分行的优质资产冲抵经营亏损分社和分行的坏账，而且进一步纵向集中资产“做大”地方农村银行。这使得许多地方农信社改革成的农商行，基本丧失了给农村农业农民融资的功能。

　　而浙江农信社市场化方向改革的特点：一是总过程坚持了过程透明、股东自愿、减少纵向层次、明晰产权关系、对称于横向分散中小微客户、压实经营责任、强化内部管理、形成自我约束和保持县级独立银行的原则。二是淡化行政级别，保持面向三农和中小微观企业；改革不搞资产向上集中，不搞抽质量良好社的资产给资产质量不良社填坑；不搞上面抽下面社资产，采取上面注股份于基层社的方式。三是全省农信系统82家农信机构的民营持股比例高达98.4%，但是单一股东持股比例一般最高在3%至5%左右，没有一家超过10%。四是全省农信是全国唯一一个在计划单列市未独立组建统一法人农商行、没有设立市级农商行的系统；所以在统一县级法人机构之后，行社数量没有减少（反而因区划调整增加1家），从而确保每个县都有一家“自己的银行”。[2]可以说，浙江是全国一个农村金融体制淡化行政色彩、坚持市场化改革、真正服务三农和中小微企业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