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杭州六小龙”爆火引多地反思
来源：阜成门六号院
创新能力的差距，说白了根本还是民营企业、市场经济发育程度的差距导致的。
新年伊始，南京市委书记周红波带头发问：同样是长三角中心城市，南京为什么没有Deepseek？为什么没有产生人工智能“六小龙”？这两天江苏省委机关报《新华日报》等官媒也在接连发文探索答案。
笔者认为这个问题问地很好，很有勇气，中国多一些这样有自我批判反思精神的地方领导就好了（很多城市生怕别人说自己不好，现在经济学家最忌讳点评地方经济，动辄可能遭到投诉或水军的围攻）。笔者也认为，需要发问的不仅仅是南京，武汉、西安、天津、沈阳等一众具有巨大经济体量，同时具有巨大人才存量的城市，更应该扪心自问。
我们先以南京与杭州比较为例。去年南京GDP1.85万亿、全国第10名，杭州为2.16万亿、全国第8名，综合体量上没有太大差距。在基础科研和人才储备上，南京则远远优于杭州，南京拥有292个博士点（包括专业学位博士点），全国排名第二，仅次于北京、比上海还要多；南京所在的江苏省的在读研究生数量全国第二，也是仅次于北京，超过广东、浙江两大经济强省之和。
（2023年在读研究生数量最多的十五个省份）
总之，南京共拥有8所211学校，约21万在读研究生，至少110名全职院士，而杭州仅有1所211学校，12万在读研究生，约40名全职院士，此外南京还拥有中科院南京分院等诸多中央直属研究机构分布。谁都能看出，南京的智力优势远远大于杭州，也大于任何省会城市，按理说，更有资格产生“六小龙”，更有机会成为中国的创新中心，而不是杭州、深圳。
但是南京数字科技创新方面做地比杭州差多了，即使是不考虑阿里系拆分，杭州具有拼多多、泛阿里系两大跻身全球500强的互联网企业巨头，更有人工智能“六小龙”，还有43家独角兽企业。南京最大的两大数字科技企业为汇通达和焦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无论是知名度、创新力，还是营业额上都比杭州的同行差远了。
在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生物技术等新兴领域，南京的表现则更不如人意，以胡润研究院刚刚发布的“2024年中国人工智能企业50强”为例，南京入围数量为零。就连跟毗邻的、曾经远远落后于自己的合肥相比，南京的科创竞争力都有很大差距，它的四大支柱性产业仍是钢铁、石化、汽车零部件和电器等偏重的传统创业。2022年度南京十大企业中，有六家属于钢铁、石化和地产基建类，两家属于国有银行，只有一家是科技类企业。
当然在全国的经济中心+高等教育中心城市中，南京的表现还不是最差的，甚至仍然属于上游，南京的软件服务和高新制造在全国还是非常有影响力的。武汉、西安这两个高等教育和科研重镇表现可谓更差，武汉有7所211大学、西安有9所211大学（仅次于北京、上海），在读研究生数量跟南京相差不大，属于省会城市中的遥遥领先者，但是这两个城市并没有产生有竞争力的数字科技企业，尽管华中科大、西安电子科大都是信息科技类的王牌学校，更何况还有武汉大学、西安交大、西工大这些传统名校。
那么南京等城市在创新上为什么落伍了呢？笔者认为，还是在于这些城市过去的计划经济太发达，都是建国初中央重点布局的工业中心（比如在1980年代初，武汉、南京的工业企业数量都达到4000家以上、产业工人达到100万以上），拖累了以后的经济转型，这些城市的经济至今是以国有企业为主导的重化工业形态，这本质上仍是一种权力主导经济模式，没有形成以民营企业和消费占据主导地位的市场经济。
（南京最大企业——金陵石化，也是这个城市传统产业的代表）
而当时杭州、珠三角却因为处于计划经济的边缘地带，以1981年全国1456家大型企业分布为例，整个浙江省才有20家，不到全国的1.5%，更不用说深圳、东莞这些乡下渔村了，它们的民营经济因此获得了充分增长空间，比较顺利地完成了市场化转型，进而推动整个中国实现工业化，也就是很多经济学家所谓的“边缘革命”。
我们以2024年度杭州、南京、武汉和深圳四城的百强企业的民企数量做比较，杭州为82家、南京为29家、武汉为43家，由于最近一些年大量央企迁移注册地到深圳，因此，如果剔除这些央企的话，深圳为83家。所以，经济市场化程度的巨大差异一目了然，南京、武汉虽然地理位置上属于南方，但是在经济形态上又很“北方”。
市场主导型经济与权力主导型经济的规则是截然不同的，市场经济中的企业更侧重于走消费主导、科技创新主导的路线，因为它们只有取悦老百姓，才能获得利润和成长机会，所以，它们的生产目的必须是最终以TO C为导向，或者是说贴近生活应用；它们必须竭尽全力去拼创新，以降低产本、增加对消费者的吸引力。杭州、深圳的民企天然具有创新的压力和动力，它不创新就无法生存。
（东莞松山湖科技园，它代表了另一种经济生态：民营企业-市场经济-消费导向-创新驱动）
而权力主导型经济的大不一样了，政府采购和国企生产活动，其实是整个经济资源循环链的最终主宰，决定企业发展的是所谓的“关系”（GUANXI）。创新能力或消费者的评议筛选，对企业发展来说，并不是最关键的决定因素，而是如何更深入嵌入这个资源体系。
我们看，南京的代表性民企（南钢、金浦、红太阳、金箔、金鹰、高速齿轮，甚至是曾经辉煌过的苏宁）都是服从这个规则成长起来的，他们更集中于化工、钢铁、地产和工程承包，而不是贴近民用消费的行业领域。即便是全国而言民营化程度的服务业领域，南京服务业百强中，国企也是远远比民企占优势的：国企数量56家，营收占比62.87%，而民企数量36家，营收占比仅为29.55%。
（南京最大民企南钢集团，也属于传统重化工业范畴）
政府的角色在两种经济形态中，也是有巨大差异的。前一种形态下，由于政府直接掌握的经济资源少，自然会调整自己的站位，踏踏实实做一个服务者；而后一种形态中，政府由于直接掌握巨大的资源（南京有市属国企1600多户，武汉有2200多户），自然是指挥者、干预者的角色。
我们还应该看到，后一种种经济形态不止存在于南京，南通、镇江、扬州和苏北城市也都是基本如此，武汉、天津、西安和北方多数地方也都是如此。
所以，创新能力的差距，说白了根本还是民营企业、市场经济发育程度的差距导致的。对于具备一定经济学训练的人来说，回答“南京为什么没有Deepseek”，并不困难；回答“南京如何才能产生Deepseek”，也不困难，那就是：完成没有达标的市场化转型，降低行政权力对经济资源的控制力，真正做到市场主导。经济的运行法则变了，纲举目张，社会的创造力自然就逼出来了。
但是，这种改革在当前的历史条件下是不可能发生的，历史机遇有且仅有在世纪之交的短暂改革窗口期中，全国也只有珠三角、苏沪杭甬、北京等少数地方做到了符合上述标准的经济转型。因此，它们与其他地方的差距会越来越大，其他地方尽管可以用GDP统计学的技巧，在经济总量上超越他们，但是要想在价值链影响力、创新突破力上超越它们，会越来越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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