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支付先知
作者：本泽
近日，一则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的刑事判决书，揭露了支付行业的贪腐乱象。
中国银联业务运营中心线下业务运营团队原主管刘国梁受贿一案中，涉及大量持牌支付机构。为了谋取利益，这些支付机构与刘国梁相互勾结，进行违规操作。
作为银行卡清算机构的银联，本是维护支付市场秩序的关键角色，但却未能识别出异常商户，导致违规行为长期潜伏。
01掌握商户入网大权
2016年，为了规范支付市场费率体系，由央行和发改委推动的银行卡刷卡手续费定价机制调整落地，让支付机构、商户、银行等各方在公平透明的规则下运行，俗称“96费改”。
这次手续费的调整，在为实体商家降本降费的基础上，又在“市场化定价、借贷分离、取消商户类别”等方面进行了重大变革。银联承担着非标商户（即不符合标准费率适用条件的商户）入网审核的职责，而刘国梁作为业务运营中心线下业务运营团队主管，掌握着非标商户入网的“权力”。
由于支付机构的盈利模式中，收单手续费是核心收入来源，而手续费高低直接取决于商户类型。在“96费改”后的费率体系下，标准类商户手续费率约为0.6%，而优惠类商户仅0.38%，公益类商户甚至零费率。
这中间有非常大的费率差，部分支付机构看到了“套利”空间。对于支付机构而言，只要能“偷梁换柱”，将标准类商户包装成优惠类和公益类，就能赚取中间差价，刘国梁便成为了支付机构“攻关”的对象。
刘国梁的职务便利，使其可以通过放宽审核标准，让本应归类为标准类的商户变成优惠类，也能为存量优惠类商户延长政策过渡期。支付机构收取商户的费用是按照标准类商户收取，而发卡行和银联收取的费用却是按变造后的商户向支付公司收取费用，支付机构赚取其中的利差。
在刘国梁的每一次违规操作中，都伴随着现金、购物卡、银行卡转账等形式的“好处费”。有的支付机构还会主动迎合刘国梁的“收费标准”，以交易比例抽成、虚构“培训费”等名义，将非法利益包装成“商业合作”。
02利益输送明码标价
从2016年开始，刘国梁多次为支付机构打开违规通道。在商户入网审核环节，本应是多层级、多维度的严格把关，但刘国梁的个人操纵却能不被察觉，也从侧面反映出银联彼时在内部管理上的问题。
2016年8月至2019年2月，被告人刘国梁先后多次索要或收受中付支付、杉德支付、付临门、点佰趣、瑞银信、海科融通等多家支付机构所送的钱物，合计人民币1938.69万元。
具体来看，刘国梁为中付支付存量优惠类商户延期入网评估提供帮助，收受现金20万元及价值30万元的消费卡；为杉德支付提高优惠类商户入网审核通过率，先收10万元购物卡，后又收受285万元转账；对付临门公司，从“培训费”“感谢费”到交易比例好处费，一步步将职务便利转化为个人财富。
2017年7月至2019年2月，刘国梁利用职务便利为海科融通申请优惠类商户入网审核提供帮助，先后四次收受转账共计766.5万元。
此外，2017年8月至2018年4月，刘国梁为中国银联山东分公司员工李刚以恒丰银行名义申请优惠类商户入网审核提供帮助，多次收受李刚通过润柏公司、卡连公司转账的好处费共计380余万元。
在其它支付公司方面，刘国梁的做法如出一辙，在优惠类商户入网审核中提供帮助。这些行为不仅导致“96费改”的费率调控目标落空，更催生了支付行业的“灰色生态”。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认定，刘国梁作为国家工作人员（中国银联系国有控股公司，其职务行为受国家工作人员管理规范约束），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多次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
法院充分考量犯罪事实与情节，虽然刘国梁检举揭发多人违法犯罪线索的问题，但经核查未查证属实，不认定立功情节。最终，刘国梁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十一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万元。
中国银联“内鬼”贪腐细节曝光，主管靠商户审核收千万贿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