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

　　学习时报 陈雨露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会议明确将明年货币政策取向定调为“适度宽松”，这是我国自2011年开始实施“稳健”货币政策以来的首次调整，释放了进一步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控力度的积极信号，对于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回升向好具有重要作用。

　　准确认识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深刻意义

　　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取向是应对我国当前宏观经济形势的重要举措。国内需求不足是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亟待解决的重大难题。2023年以来，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涨幅连续处于1%以下，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同比增速则持续处于负增长区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延续下行，物价水平和投资增速的低位运行反映了有效需求不足的现实困境。随着2024年第四季度以来一揽子增量货币政策陆续出台，我国CPI同比开始温和回升，PPI同比降幅逐步收窄，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在促进物价合理回升、扩大国内需求方面的效用已经逐渐显现。2025年是我国“十四五”规划的收官之年，迫切需要做好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工作，巩固好我国经济基础稳、优势多、韧性强、潜能大、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促进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此次货币政策调整将有助于为明年我国实现经济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创造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

　　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取向是改善社会预期、提振市场信心的迫切需要。2024年9月，中国人民银行同步实施降准降息，政策利率下调幅度为近4年最大。在一系列增量政策的支持下，市场信心持续增强：A股市场连续多日上涨，上证综指成交明显放量；企业和消费者的预期也明显改善，2024年11月消费者信心指数实现连续六个月回落之后的首次回升，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比上月也有所上升。一系列支持性的货币政策操作使得经营主体已经逐步形成了货币政策转向适度宽松的预期。此次货币政策取向由“稳健”调整为“适度宽松”，向社会释放了稳增长的清晰信号，有利于稳定市场预期和信心，进一步激发经营主体的积极性和能动性，推动实体经济稳定增长。

　　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取向是防范外部不确定性带来风险和挑战的有效路径。2024年，全球经济增速延续疲软态势，地缘政治紧张局势进一步加剧，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蔓延。当前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加深，全球贸易格局和流向很可能会发生重大变化，这将使得我国经济面临的外部不确定性显著上升。外贸出口动能的减弱会加剧我国经济下行压力。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不仅有助于推动国内经济发展，而且也是应对外部风险的重要举措。

　　科学谋划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实施思路

　　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面临许多不确定性和挑战，党中央及时研判形势，并根据实际经济运行情况实时调整决策部署。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基于对当前阶段国内外经济形势的最新判断，果断地将货币政策由“稳健”调整为“适度宽松”，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坚持问题导向的工作方法和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为货币政策坚持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和专业性提供了有力支撑。实践证明，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是我国金融发展的最大政治优势、制度优势。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才能确保金融工作的正确发展方向，才能推动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真正落地见效。

　　加强货币政策超常规逆周期调节。长期以来，我国坚持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特别是近年来在内外部不确定性因素相互交织、叠加冲击的背景下，我国没有实施量化宽松、负利率等非常规货币政策，是少数实施正常货币政策的主要经济体之一，有力地支持了实体经济发展恢复向好，在全球宏观政策中保持领先态势。未来我国经济发展可能面临更加复杂的内部环境、更加严峻的外部形势、更加突出的不确定性因素，一旦极端事件和超预期因素对我国经济基本面形成较大冲击，适度微调的传统逆周期调控思路不仅不足以充分应对，还可能会导致经营主体预期不稳、信心不足等问题。在此背景下，必须加强货币政策超常规逆周期调节，通过增强调控的前瞻性，走在市场预期前面，才能应对未来可能面临的各种超预期风险。

　　坚持以我为主的原则，兼顾内外平衡，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2025年，地缘博弈面临加剧风险，外资外贸等领域面临的新挑战可能会大幅冲击人民币汇率的稳定。因此，货币政策需要积极应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适时打开国内政策空间，同时需要继续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起决定性作用，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维持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发挥汇率调节宏观经济和国际收支自动稳定器功能，引导企业和金融机构牢固树立“风险中性”理念。近年来，我国外汇市场韧性稳步提升，企业汇率风险管理意识和能力不断增强。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既要强化预期引导，防止外汇市场形成单边一致性预期并自我实现，坚决防范汇率超调风险，也要以一系列增量政策进一步巩固国内经济回升向好态势，对冲外部风险给人民币汇率造成的冲击，强化跨境资金的监测分析，共同支持人民币汇率保持平稳运行。

　　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探索拓展中央银行宏观审慎与金融稳定功能。2018年以来，我国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攻坚战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金融风险整体收敛、整体可控，但重点领域仍然存在较大的风险压力。随着近两年来房价下行压力加大，房地产领域风险逐步凸显，引发股市和中小金融机构风险加大。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了稳住楼市股市，这表明推动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是2025年经济工作的重点内容。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应该更加积极主动，持续用力推动房地产市场企稳，积极稳妥地化解房地产风险和中小金融机构风险，强化股市运行、债券违约等重点领域风险防控。未来应针对房地产市场、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和中小金融机构等进一步创新政策工具，在宏观审慎与金融稳定的功能上逐步做到对金融领域的全覆盖，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准确把握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推进路径

　　综合运用准备金率、7天期逆回购操作利率、再贷款、再贴现、公开市场操作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投放流动性，保持总体流动性充裕。近年来，我国通过货币政策灵活调整，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为实体经济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信贷环境。今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两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共1个百分点，释放长期流动性约2万亿元，并综合运用公开市场操作、中期借贷便利等工具，开展国债买卖操作，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在这些政策工具推动下，今年广义货币（M2）余额突破300万亿元。货币供应稳定增加意味着企业和个人能更容易地获得资金，从而有利于促进投资和消费。目前，我国银行体系贷款余额超过200万亿元，社会融资规模余额突破400万亿元。庞大的总量规模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活力。2025年，应继续实施有力度的降准降息，继续对居民房贷实施较大力度定向降息，引导降低存量房贷利率，从而在总量上保障流动性更加充裕。

　　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持续发力，加强总量和结构的双重调控，引导增量货币顺畅进入实体经济和重点发展领域。货币政策是总量政策，中国人民银行探索推出多项结构性政策工具且体系逐步完备，对引导信贷资金投向、充分发挥撬动作用、实施精准调控起到了积极作用，引导越来越多金融“活水”流入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目前已有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近20项。支农支小再贷款、抵押补充贷款、普惠小微贷款支持工具、碳减排支持工具、科技创新再贷款、保障性住房再贷款等使我国货币政策工具箱日益丰富。多项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围绕实体经济发力，信贷结构持续优化，助力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促进绿色发展、科技创新等新动能加快形成。2024年10月末，专精特新企业贷款余额4.23万亿元，同比增长13.6%；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余额3.17万亿元，同比增长21%；普惠小微贷款余额33万亿元左右。2025年，预计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会继续增加，普惠养老专项再贷款可以考虑继续延期或者扩大支持范围，股票回购、增持再贷款视情况规模可能会进一步扩大。积极运用普惠小微贷款支持工具和各项专项再贷款工具，引导地方法人金融机构扩大对涉农、小微和民营企业以及科技型中小企业的信贷投放，将有利于切实加强对重大战略、重点领域、薄弱环节的优质金融服务，持续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

　　健全市场化利率形成、调控和传导机制，进一步提升货币政策的传导效果。2024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围绕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开展了调整公开市场操作招标方式、强化公开市场7天期逆回购操作利率的主要政策利率属性等一系列工作，积极推动完善市场化的利率形成和调控机制，不断疏通利率传导的堵点，助力市场化的利率“形得成”“调得了”，推动社会综合融资成本稳中有降，进一步提升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质效。社会融资成本下降有助于减轻企业和居民利息负担、激发企业投资意愿、增强居民购买力以及提振经济增长动能。未来应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利率联动调整机制，适度收窄利率走廊宽度，给市场传递更加清晰的利率调控目标信号。与此同时，应持续改革完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着重提高LPR报价质量，更好地发挥利率自律机制作用，维护理性有序竞争秩序，畅通利率传导渠道。

　　加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管理，提高政策整体效能，尤其是要做好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等的协调配合。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迫切需要各类政策协同配合形成合力。2019年以来的财政政策均更加强调精准，积极的财政政策前面常会附上诸如“加力提效”“积极有为”“提升效能”等定语，预计未来财政政策将会朝着市场期待的方向推进，即赤字规模与赤字率会提升、聚焦化解债务与风险以及扩消费的财政支持力度也会加大。2023年以来，我国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配合方面有明显成效，财政货币政策相互协调，共同促进经济结构调整优化。2023年12月，中国人民银行重启抵押补充贷款（PSL）3500亿元，主要用于为保障房建设、城中村改造、“平急两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三大工程”，推动基建投资继续保持较高增长水平。PSL投放资金具有定向性质和准财政性质，重点用于政府支持项目，是财政与货币政策结合发力的典型工具。2024年9月，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在公开市场操作中逐步增加国债买卖，由于国债兼具财政和金融双重属性，这也是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配合的重要联结点。未来应进一步强化中国人民银行与财政部的紧密配合，加强以国债为基础的金融市场流动性机制安排，同时通过相关政策及激励机制引导银行优化信贷结构，加强对重点环节、重点行业、重点项目的资金供给，并结合税收优惠、补贴等财政政策实现同向发力，获得“1+ 1>2”的效果，为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注入强劲动能。

　　（作者系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南开大学校长）